伴隨著副總統辯論的砲火隆隆，教改議題再度被搬上檯面。民間各界，也環繞著當初廣設大學的決定展開激辯。
贊成者認為這是為了紓解升學壓力，在當時的情境下是民意大勢所趨，問題出在浮濫升格導致品質下降。還要更加均質、優質的高教，才能徹底解決問題。反對者認為這項政策徹底邊緣化技職教育，更讓高教學歷貶值，間接造成青年低薪失業。四處林立的高教學院，如今更成了少子化時代尾大不掉的沉重負擔。
不論贊成或者反對，莘莘學子在歷經多年苦讀之後，卻看不到流溢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。等待著「勝利組」的，是學非所用、條件嚴苛的血汗職場；而那些早已習慣被鄙視的「失敗組」們，也根本搞不清自己當初為什麼要到高等教育裡走一遭。
生活情境日新月異，傳統教育試著跟上，卻步履蹣跚，學用落差日益擴大。我們似乎正在面對一個失控的年代，在當中教育顯得如此重要，卻又找不到自己的角色。
然而在這場激辯的遠方，有一輪新的思索正在升起。一群對教育有自己想法的家長，正試圖打破親師甚至師生之間的疆界，探索教育的本來面目。如今這個時代，他們的出現具有什麼意義？我們又能從他們身上，得到什麼啓發呢？為了回答這些問題，我們前往板橋，拜訪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的秘書長，郭駿武先生。
什麼是親子共學？就是理念相近的家長，大家每週撥一兩天，聚在一起帶孩子。再配合臉書社團的線上串連，分享、討論親子互動過程中的種種狀況。要了解更多細節，可以到這裡去看看：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
雖然郭駿武是這幾年才開始推動親子共學，但參與教育改革已經二十幾年。談起二十年來顛沛流離的教改，郭駿武直言，當改革的理想進入到體制當中，結果往往是在表面的制度上打轉。到最後執著的卻是最末端的入學、分發方式，原本探尋教育意義的初衷反而面目模糊。
郭駿武語重心長，其實教改的精神導師黃武雄老師，早已提醒我們教育的目標不只在於維生而已。尤其伴隨著社會日趨民主，教育的另一層意義顯得越來越重要，那就是幫助人們發展互動、合作的角色。
- 教育是民主深化的基礎工程，讓人更能勝任民主社會的公民身分
郭駿武接著談起民主，他認為民主絕對不只是你有你的想法、我有我的想法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。身為民主社會的公民，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平等和尊重。沒有平等的心態，就沒辦法肯定彼此的價值；不懂得尊重，就沒辦法和對方產生有意義的對話。而奠基在平等和尊重之上，經過深刻的對話、思辯之後，獲致的社會整體提升，才是民主的真義。對平等和尊重的追求，後來就衍生成為共學團的核心理念：不打、不罵、不威脅、不恐嚇、不利誘。其中的核心精神，就是以溝通取代控制、用理性取代暴力。
而教育，正應該作為民主深化的基礎工程，讓人更能勝任民主社會的公民身分。在充分對話、思辯的前提下，行使權利、負擔義務。這樣的思索，也衍生出後來共學家庭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作風，在太陽花、反核等等社會運動現場，以及多元家庭、死刑存廢等等深刻思辯當中，共學家庭都沒有缺席。
談起共學團的起源，郭駿武回顧自己過去二十年在人本工作、教學的經驗，常常被人質疑自己光說不練，沒養過小孩。於是和妻子張淑惠商量好女主外、男主內的分工，「處心積慮」有了長子小寶之後，就開始他全職奶爸的生涯。
剛開始推著小寶在社區裡走動，郭駿武經常被人問道：「你沒去上班喔？」面對鄰居們無心的詢問，郭駿武坦承自己是有點不自在的。但這也給他機會切實地面對社會期待和自身抉擇之間的落差，學會更坦然地面對自己。「不只是孩子在學習，爸媽也會在過程中成長」，教學相長，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。
後來郭駿武爽快地享受起自己和小寶的親子生活，但這段插曲同時也提醒了他：自己懷抱的種種理念，與周圍的主流社會之間有巨大的落差。如果讓小寶獨自浸淫在傳統的教育體系當中，自然也免不了受到那些以控制為目的的種種教條影響。伴隨著小寶年歲漸長，郭駿武心中的迫切感越來越強烈。
2011 年底，一方面為了讓媽媽和小寶多點時間相處，二方面要釐清心中的憂慮。小寶、張淑惠、郭駿武一家三口，踏上了大腳小腳走讀台灣的旅程。郭駿武說，那段旅程上感受到的正向力量，以及台灣社會的多元面貌，治癒了他長期在倡議工作中累積的種種挫折和無力感。也讓他下定決心要讓小寶有個可以自由發展的成長環境。
透過網路和過去在教改領域的人脈，郭駿武開始邀集理念相近的家庭，組成了第一個共學團，並且確立了共學團運作的雛型：在五不原則引領之下，以參與家長為學習主體，由領隊從旁協助大家互助成長。
在親子共學團當中，領隊的定位不同於傳統的專業老師，而更像是溝通經驗較為豐富的協助者。不是單方面給出專業的教條，而是進到團員的具體情境當中，透過討論和分享，協助團員找出自己的答案。家長和孩子也不是單方面的受教者，而是可以透過共學團在網路和實體社群的連結，為彼此的成長做出貢獻。模糊了親師生疆界的親子共學團，大家共同的願景，就是放下暴力與控制，在理性溝通當中追求人的可能性。
對於傳統教育型態懷有質疑的家長越來越多，尤其在自學法案正式通過之後，共學團的規模不斷擴大，如今已經有八百多戶家庭、三十幾個共學團遍佈在台灣各地。原本從共學團家長慢慢累積經驗、開枝散葉的領隊群，如今更是供不應求。
談起傳統學校教育，郭駿武認為過去傳統教育被認為優勢的種種條件，其實正在褪色。教師在知識上的專業角色，在資訊開放流通的年代，顯得越來越蒼白無力。固定的校地、校舍和設備，也勾引著學校透過行政系統施加各種控制。而層層回報的教育官僚系統，更讓教師受到行政瑣務的種種壓榨，進一步邊緣化了「教育」在整個學校體系、在老師生活中的位置。在那樣的體系當中，更多的力氣是花在「管理」，而不是用在「教育」。
郭駿武指出，過去我們在組織經營上，總是習慣在碰到狀況的時候，就為此訂一個程序或者規章，來疊加層層的管理手段。長此以往，組織的官僚化就是免不了的問題，但在這個過程中，卻會消磨掉人的個體差異和可能性。所以從共學團創立之初，他就希望在確立核心價值的前提下，用最低限度的行政約束，讓親子共學社群中的可能性和多樣性盡可能勃發。
好比說，隨著小寶進入學齡，郭駿武延續當初走讀台灣的經驗，結合台灣各地的獨立教育工作者或者公民團體，發展出暖暖蛇小學共學。在全台灣各地「暖暖蛇」（閩南語，到處走動），用跨學科的主題式、討論式教學，來拓展親子的視野。但在共學社群內部，也有群夥伴正在發展以自家周邊為核心問題意識的小學共學，希望孩子「先學會做關渡人，再學會做淡水人」，有了對自己身邊環境的扎實認識，接著成為台北人、台灣人、地球人。對這樣的發展，郭駿武樂見其成。
這樣的省思，背後是對於權力的敏感。郭駿武徵引尼采的概念，指出權力是個兩頭的鎖鏈。當父母用權力來控制孩子、教師用權力來控制學生、當校長用權力來控制教師，其實也都被權力鎖進了「父母」、「教師」、「校長」的框架當中。
在鎖鏈的兩頭，誰都沒有自由。與其鎖進「秘書長」這個框架，對共學社群的多樣發展做出各種裁示，郭駿武寧可大家把他以及他長年累積的經驗，當成一個可供參考、自由調用的資源。
郭駿武簡單算了筆帳：將來共學社群如果發展到上萬戶家庭，那就是四百多個共學團，沒有任何人有辦法「管理」這樣龐大的社群。與其妄想要把資訊和權力集中起來，建立一個龐大的行政體系，來管理、指揮整個社群。真正理性的抉擇，是讓人們依據地區或者社會網絡，彼此互通聲息、自我組織。這樣不執迷於控制，反而希望藉由最大化人的可能性，來讓人們自由發展的組織想像，讓我想起社會主義祖師爺，德國大鬍子馬克思的那句著名願景：「自由人的自由聯合」。
當初市場經濟正是透過分散式決策的多核心運算效率，扳倒了計畫經濟集結菁英、資訊和權力，要靠理性擘劃一切的意圖。回頭看看傳統教育系統，卻恰好從層層控制的組織型態開始，就展現出由專家擘劃、庶民受教的菁英色彩。對控制的癡迷，注定了傳統學校教育跟不上這個日新月異的花花世界。
但是改變不是一夜之間，郭駿武說自己從來不信什麼頓悟。尤其我們這一代人都習慣被控制，過去遭遇的種種暴力都會在生命裡留下痕跡，沒準什麼時候會蹦出來指導我們的行為。所以他捨棄了親師分明的實驗性機構教育路線，選擇將親師整合起來的親子共學路線。
畢竟再怎麼用心的老師，有一天都會淡出孩子的生命；而父母對孩子的責任感和用心對待，卻會陪著孩子一輩子。唯有父母的改變，才能為孩子撐起自由發展的空間。
郭駿武認為共學團不是單純要建立一個典範，號召大家跟進，反而更像是扶著一個個家長，陪著他們一起過河。一方面相信人的可能性，以及改變的意願和能力；同時也在第一線陪著家長一同涉險，解決眼前的一個個問題。在一點一滴的省思當中，累積出真正的改變。
怎麼解決這些問題？或者退一步想，怎麼理解這些問題？
郭駿武採取的態度很不一樣。傳統的看法，總覺得成功的教育，是大人有效地教導孩子「正確」的規矩，而當孩子沒有照做的時候，就是出了問題。但郭駿武說，他不教孩子「要跟人分享自己的東西」、「看到人要打招呼」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規矩。相反地，他尊重孩子、讓出空間，讓孩子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，來發展孩子的行事風格。
舉例來說，當其他孩子來跟小寶借玩具的時候，有時候小寶會斷然拒絕，惹得對方各種尷尬。這時候郭駿武不是祭出「分享」的教條，而是跟小寶詢問「為什麼？」結果卻是小寶自己提出了解決的方案：「我跟他不熟呀，不然他可以拿玩具過來一起玩嘛」。郭駿武認為，正是因為受尊重的需求得到滿足，孩子才更有安全感和能量去掌控自己的行為。
- 反省一路走來，難免有破功的時候──關鍵在於怎麼面對
郭駿武說，很多人認為小寶帶得好，是因為郭駿武「本來」就會教。但他反省自己這一路下來，不是沒有「破功」的時候，不小心就會調動了自己過去的習慣，用情緒和態度來控制孩子。但他覺得關鍵的差別是，怎麼面對這樣的破功時刻。孩子對於這樣的控制非常敏感，父母想要混過去假裝沒事，其實還是會在關係裡留下痕跡，累積久了就會產生種種問題。
郭駿武認為自己如果有什麼事情比別人做得扎實的話，就是在碰到破功時刻的時候，總是會靜下心來和孩子還有相關的人們，好好地坐下來談一談發生的事情。問題不一定當下就能解決，但這個面對問題、堅持溝通的態度會銘刻在關係和彼此當中。
而家長往往是到了出問題的時候，才意識到得要解決，向外求援。面對這樣的情況，郭駿武往往要回頭追溯親子關係中的種種細節。唯有進到細節裡，才可能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。所幸過去在培訓育幼專員、輔導婦女二度就業的時候，郭駿武在一個月內累積了五百人次、上百小時的一對一面談經驗。從大量的個案中磨練出敏銳的直覺，讓他能直指問題核心。
即使如此，反省和成長，不是白紙黑字寫出來，或者一語點破就能照做的事情。細膩的溝通、陪伴，以及時間的醞釀，都是必要的條件。所以以家長為主體的人際互助網絡，才會顯得更加重要。
比起從小耳濡目染的孩子，真正戲劇化的改變，反而是發生在大人的身上。郭駿武談起當初在有個共學團出了狀況，正是原本的助教挺身而出，踏出自己的舒適圈，才帶起理性討論、反省的風氣，讓整個團穩住腳步。現在那位助教已經成為新的領隊，但郭駿武看重的不是一個共學團的存續與否，而是人的可能性有沒有彰顯出來。
甚至對於領隊的角色，郭駿武都有很不傳統的期待。雖然領隊是直接對團員負責的有給職，但郭駿武認為領隊工作的階段性完成，就是團員們已經能穩定互助，不再需要領隊的時候。到時候領隊就該捲起行囊，去協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。甚至領隊和郭駿武自身的角色，在他的想像中也會隨著經驗的累積和社群的發展，不停的變動，去幫助更多需要的人。
過去我們對工作的想像，是把人塞進固定的工作內容和崗位，最好一路幹到退休。與此相對，領隊們高流動性的生涯想像，似乎正提醒了我們，要重新從經濟的角度，思索這個失控的年代中，教育以及工作的角色。
在這裡我們可以跳脫出來，思索親子共學以及其他種種新的教育型態，為什麼在這個時代出現？又代表了什麼意義？
Sugata Mitra 教授提醒我們，過去這種分科教學，按表操課的學校教育，是配合 18 世紀大英帝國的興起，而創造出來的文官生產機器。它的初衷就是要透過控制，來複製出可以替換、隨插即用的人。即使後來這台機器的目標轉為朝向公民養成（當然，換個說法就是愚民教育），但這種經過少數菁英的理性擘劃，來規劃、設計教學的內容和進度，養成新世代公民的模式，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。
然而這種脫離生活、剝除經驗的教育方式，罔顧每個人獨特的生活情境和問題意識，直接將菁英們所界定的人類文明必要知識灌輸到孩子身上。結果既造成了生命與知識的異化，又促使人們在同一個套裝標準之下，玩起競爭的虛假遊戲。
在這種單一軌道競爭的升學主義迷思當中，掏空了社會多樣性的基礎，進而導致了經濟發展缺乏底蘊，沒辦法在脫離維生困境之後，發展多樣化的互動和合作。
就連高等教育，雖然努力配合著各項領域的進展，不斷細化分工、開枝散葉。但是一旦牽涉到實際應用，學院的高牆卻注定了學用落差的日益擴大。
學院內建的權力運作機制，就得要等到新人熬成舊人，才可能完成世界觀的迭代，這當中有天生的延時效應。但生活情境卻是活生生的日新月異，伴隨著網路和科技的不斷發展，新的生活、媒體、商業型態一騎絕塵，高牆內的學院眼看是跟不上了。
過去這整套著眼於控制，奠基於理性設計的教育系統，之能夠行之有年，是因為生活情境的變換沒有那麼劇烈。但如今科技成指數型發展、全球化勢如破竹，各國勞工大量引進、大量人力工作外移或者根本消失。如果我們還把希望寄託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上頭，期望針對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資，就能夠解決問題，那我們顯然並沒有看懂這套模式當初能夠成功的理由，以及它如今破產的根本道理。
而像親子共學這樣貼近生活、回歸個人情境的教育模式，以及在網路上隨選隨學、無遠弗屆的各種教育資源，恰好呈現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典型。他們深明時代變遷的迅速，一味執著在控制反而會錯失了時機，跟不上變化的腳步。與其回頭追索權威的背書，在層層控制的體制內尋求教育的改革，不如回到當代生活的情境當中，自立自強地打造適合這個時代的教育模式：一種善用網路科技、接合個人興趣、貼近工作和生活現場的弱機構化教育。
訪談的最後我問郭駿武：這樣的教育模式需要投注大量資源，會不會擔心資源的轉移跟不上呢？郭駿武說，面對人們所認為的劣勢，他的習慣是思考怎麼樣把劣勢轉換成資源。而回過頭來看，正因為他不是個校長，沒有校舍、行政系統的支持（或者束縛），才讓他走出一條超越學校圍牆的道路。而且，隨著共學社群的發展，各種民間甚至公家的資源，已經開始在轉向這種新的教育模式了。
告別了郭駿武，我思索了很久。我們誰都沒法確定：在我們有生之年，教育的模式會顛覆到什麼程度？但時代的巨輪逕自向前輾去，問題是我們什麼時候能意識到：對控制的執迷，正是我們給自己設下的枷鎖。而在這個失控的年代，也許我們需要的是不控制的教育。
（未經授權不得轉載，合作媒體不在此限。首圖來源：
郭駿武臉書。）
